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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消费者满怀期待地拆开最新款iPhone 17的包装盒，盒子上“Assembled in India”（印度组装）的标签格外醒目。但如果你有耐心掀开手机的后盖，会发现里面超过70%的零部件上，依然清晰地印着“Made in China”。这个场景，成了当下全球制造业权力重构的一个完美隐喻：印度赢得了产品标签上的组装权，而中国，依然牢牢掌握着核心技术与供应链的定价权。
这个现象远不止存在于手机里。印度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曾公开指出，在“印度制造”的名义下生产的大多数电视机，有高达80%的零部件来自中国。他直言不讳地说，印度实际上只是在做“来料组装”，而非真正的制造。从iPhone到电视，零件来自国外，印度工厂的工作更像是“流水线式的拼装”。
这一切，发生在印度总理莫迪于2014年高调推出“印度制造”国家战略的十年之后。当初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提升至25%。然而，现实却颇为尴尬。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从2014年的15.3%下降到了12.6%，是60年来的最低水平。
一项规模达230亿美元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本意是扶持本土制造业，但截至2024年10月，参与企业仅完成目标产值的37%，政府发放的补贴不到承诺款项的8%。
苹果公司在印度的经历，是这种落差的具体缩影。为了规避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20%关税，苹果将部分iPhone的组装环节转移到了印度。然而，印度工厂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与中国相比存在很明显差距。
有报道指出，印度工人组装一部iPhone需要22分钟，是中国工人的3倍；生产钛合金边框的良率仅为50%，远低于中国工厂85%的水平。当生产遇到技术难题时，富士康甚至需要紧急调派300名中国工程师赴印支援。这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印度的电子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依赖外来技术和管理的“螺丝刀工厂”阶段。
尽管印度大力推行“自力更生”战略，但其经济发展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在某些领域却不降反增。根据印度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的统计，印度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增速，达到了其整体进口增速的两倍，目前中国商品几乎占到印度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在印度雄心勃勃发展的关键行业，这种依赖尤为突出。印度工业联合会表示，该国接近三分之二的电子元器件进口都来自中国，涵盖电路板、电池等。过去5年里，来自中国的此类进口翻了3倍。作为仿制药出口大国，印度也更加依赖中国的制药原材料，过去5年相关进口增速超过50%。纺织业在加大进口中国纱线和面料，汽车制造业也在加速进口中国零部件。
这种依赖在太阳能产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印度政府投入巨资，希望建立“能源自给自足”的清洁能源ECO。2024-2025财年，印度太阳能组件产能从38吉瓦跃升至74吉瓦，几乎翻了一番。然而，这个看似蓬勃的产业，其根基却非常脆弱。
印度生产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多晶硅、硅片和高效电池等大部分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且大多数来源于中国。2023年，中国生产的太阳能设备组件用多晶硅约占全球产量的91%，而印度产能不足全球1%；在硅锭、硅片领域，中国产量占全球97%以上，印度甚至尚未实现硅锭的商业化生产。
这种依赖直接体现在成本上。一些中国太阳能设备组件的成本约为每瓦0.11美元，而印度同种类型的产品的成本要贵出一倍。使用中国部件在印度完成装配的组件，比完全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高出48%；而完全使用印度组件生产的产品，价格则高出约143%。
“印度制造”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供应链依赖这么简单。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构成了更难以逾越的障碍。
首先是基础设施和物流。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曾指出，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领先印度十年。有供应链调查显示，在印度，雨季断电可能会引起工厂每周停工3天；港口滞港曾导致OLED屏幕受潮报废；从霍苏尔到金奈港的物流需要经过7个检查站，耗时9小时，而在中国深圳盐田港，同样的流程可能只需2小时。这一些因素都直接推高了制造成本。
其次是营商环境和政策稳定性。印度全部的产品的加权平均适用税率在二十国集团中是最高的。其贸易法规被认为不透明且难以预测，给外资进入带来不确定性。特斯拉与印度政府就电动汽车进口关税和本土设厂问题的谈判僵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印度对中国投资和技术人员的限制政策也时常反复。
2020年后，来自中国的投资一直处在“逐案评审”的缓慢过程中，中国技术人员的商务签证也面临困难。尽管近期有迹象显示政策可能有所软化，但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对产业链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深层的问题或许在于社会文化。制造业通常依赖统一的组织文化来实现高效率，但印度文化高度分散，种姓制度在社会中依然顽固存在。不同种姓之间界限分明，高种姓员工可能不愿在低种姓上司手下工作，这种社会结构对现代制造业的高效运营构成了挑战。此外，印度各邦的法规政策各不相同，语言也极其多样，这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制造业的规模化发展增添了复杂性。
面对现实，印度国内一些声音开始呼吁更加务实的路径。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在近期的经济调查报告中指出，为促进制造业发展和融入全球供应链，印度“不可避免地要融入中国供应链”。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也建议，应该放宽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审查以避免交易延误。
市场力量往往比政治口号更诚实。印度最大的公司集团们，正在用行动做出选择。从阿达尼集团到信实工业公司和JSW集团，这些巨头一直在低调地寻求与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锂电池等领域的合作。
印度钢铁业亿万富翁萨詹·金达尔坦率地承认，由于研发资金“捉襟见肘”，印度在推动制造业发展所需的技术方面“不得不依赖中国”。他旗下的JSW集团正在与多家中国汽车制造商接触，希望引入中国技术为推出电动汽车做准备。金达尔说：“这项技术就连欧洲也在引进。相较于欧洲车企，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以我们别无选择。”
印度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在一份报告中提醒，印度政府推动该国成为电动汽车制造中心的政策，有几率会使对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依赖飞速增加。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印度马路上1/3的电动汽车以及许多乘用车和商务车可能是由中企在印生产或与印企的合资公司生产的。”
就在印度努力平衡“自力更生”与对外合作之时，外部环境的风云变幻又带来了新的冲击。印度太阳能产业在2024年实现产能翻番，并雄心勃勃地将美国作为最大出口市场（占其太阳能模块出口额的90%）。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印度商品征收50%关税的决定，严重打击了这个最有前景的海外市场。
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的新贸易壁垒加剧了印度清洁能源产业在国内外市场面临的挑战。行业分析机构预计，印度可能在2026年进入产能过剩阶段，失去美国市场将使情况更加糟糕。印度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总产能的25%，如果美国再征收反倾销税，他们的生存环境将进一步恶化。这场贸易动荡，直接重挫了印度实现“太阳能产业自主”的雄心。
为什么中国供应链如此难以替代？一位分析师点出了关键：中国供应链的护城河在于其无与伦比的“产业生态密度”。在长三角的半导体集群，公司能够实现3公里内的产业闭环；在深圳，供应商能在72小时内完成设计修改并交出样品；郑州富士康能长期保持85%以上的产品良率。这种由成千上万家企业紧密协作、高效运转所形成的生态系统，是经过数十年积累而成的，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复制。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阿肖卡·莫迪对此评论道：“中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印度在全球技能阶梯的最低层次上站稳脚跟。特别是现在这些阶梯正在上升，印度需要现在就采取行动。令人瞠目结舌的讽刺在于，当印度经济稳步的增长越来越依赖外国专家，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专家时，印度官员恰恰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提倡自力更生。”
世界银行的数据为这场竞赛提供了一个宏观注脚：当前中国贡献了全球近30%的制造业产出，而印度占比仅约3%。以货币计价，中国年产工业制成品超过5万亿美元，印度仅为5000亿美元左右。仅深圳一座城市出口的电子科技类产品，就超过了整个印度。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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